智圣东方朔
要是你逛过相声园子,留神看后台或舞台背景,多半能瞧见个熟悉的名字——东方朔。台上演员抖包袱逗得观众捧腹时,很少有人细想,为啥这位两千多年前的汉朝臣子,会成了相声界的“祖师爷”?其实不光相声,连说笑话、猜谜语、算卦的行当,都认东方朔为祖师,这可不是凭空攀附,翻开《汉书》,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他是“滑稽之雄”——搁古代,“滑稽”可不是现在说的“好笑”,而是指那种能靠巧话藏深意、用幽默讲道理的本事,东方朔这辈子,就把这本事玩到了极致,既在朝堂上混得风生水起,又在民间留下一堆趣闻,更在文学、易学上留下实打实的成就,活成了个跨越千年还让人觉得鲜活的智者。
现在说起相声,咱们想到的是京腔京韵的“说学逗唱”,是张三禄、朱绍文这些清末的名家,可往上倒腾,这门语言艺术的根子,早就埋在古代的“滑稽”表演里了。古代玩“滑稽”的分两类:一类是宫廷里的优人,靠逗乐君主混饭吃;另一类是像东方朔这样的近臣,能借着玩笑给皇帝提意见,而东方朔,是这两类里最拔尖的——他既能把汉武帝逗得前仰后合,又能在笑声里藏着治国的道理,这跟相声“抖包袱藏深意”的门道,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为啥相声界独独认他当祖师?先得说他那嘴皮子功夫,真是顶流中的顶流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里记过这么一段:汉武帝问他“你看朕算啥样的君主啊?”东方朔张嘴就来:“从尧舜盛世,到周成王、周康王那时候,都没法跟现在比!臣看陛下的功德,比五帝还高,比三王还强,不光如此,要是能把天下贤才都招来,让公卿大臣个个称职,就像让周公、邵公当丞相,孔子当御史大夫,姜太公当将军,毕公高当拾遗,弁严子当卫尉,皋陶当大理,后稷当司农,伊尹当少府,子贡去出使外国,颜回、闵子骞当博士,子夏当太常,伯益当右扶风,子路当执金吾,契当鸿胪,关龙逢当宗正,伯夷当京兆尹,管仲当冯翊,鲁班当将作大匠,仲山甫当光禄勋,申伯当太仆……”一串人名报下来,把汉武帝逗得哈哈大笑,这股子随口就能铺陈、用巧话讨喜又不谄媚的劲儿,可不就是相声演员得有的基本功嘛。而且东方朔不光会说,还留下了早的相声“雏形”作品,他流传下来的风趣故事特别多,两千多年来都是老百姓街头巷尾、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。中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大师马三立,以前演出的时候,背后总挂着一幅大扇面,上面清清楚楚写着“汉宫东方朔,是中国笑话、相声的祖师爷”,有这位相声泰斗的认可,东方朔这“祖师爷”的身份就更站得住脚了。
更重要的是,东方朔的身份还帮了大忙。到了宋代,他被封为“智辩侯”,一下子从普通臣子升到了王侯将相的级别,有了这层政治身份,后世艺人拜他当祖师,也多了份“底气”,毕竟祖师爷有“爵位”,行当也显得更体面。再加上他出身平民家庭,写东西、说话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,力求浅显易懂、诙谐幽默,连“童儿牧竖”都能听得明白、觉得热闹,这种接地气的风格,跟相声要让老百姓听得乐、听得懂的初衷,简直不谋而合。他还有“百家众流之论,周济敏捷之辩,射御书计之术……不习而尽其功,经目而讽于口,过耳而谙于心”的本事,日常里的小事,他都能随手拿来编成笑话,让人笑完还能琢磨出点味儿来,这样的人,被尊为相声祖师爷,实在是当之无愧。其实不光相声,整个中国古代的语言艺术发展,都能跟东方朔扯上点关系。早的战国时期,苏秦、张仪靠一张嘴游说列国,合纵连横;三国时候诸葛亮舌战群儒,帮刘备联吴抗魏,这些都是靠语言吃饭的大师。到了宋、金时期,杂剧里开始出现“滑稽诙谐、暗含讽喻”的段落,慢慢有了表演的影子;明代以后,像“象声”这样的隔壁戏和说笑话越来越流行,内容也从单纯模仿声音、形态,慢慢向“说学逗唱”齐全的方向发展。一直到18世纪中叶,也就是乾隆年间,相声才正式成型,主要在京、津地区流行,从张三禄、朱绍文开始,相声才算真正成了一个行当。但不管怎么变,这门艺术“用幽默藏道理、用巧话打动人”的核心,跟东方朔玩了一辈子的“滑稽”功夫,本质上是一回事,所以说他是语言艺术的“老祖宗”之一,一点都不夸张。除了在语言艺术上的影响,东方朔在文学界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尤其是在汉赋上,他还搞出了大创新。咱们都知道,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,中国文学史上专门有“汉赋”这个说法,而汉赋主要分两种:一种是“骚体赋”,是从楚辞学来的,到了汉武帝时期,这路子已经快走到头了。当时不少写赋的人,都照着屈原、宋玉的样子写,想靠赋来抒情言志,可写出来的东西,要么语言晦涩,要么满是古语、方言,慢慢变成了形式大于内容的文字游戏,成了西汉辞赋的一大毛病。
而汉武帝时期,汉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国土都发展得不错,多元文化凑到一起,急需新的文化形式来匹配这个时代,所以摒弃那种古板、晦涩的旧赋体,成了必然趋势。这时候东方朔站了出来,他本来就智辩多能,会用各种文体写作,干脆就搞了个创新——写出了“散文赋”,而他的代表作《答客难》,就是这一文体的标杆。《答客难》跟当时的汉赋最大的不同,就是语言彻底散文化了,不像以前的赋那样,非得讲究对仗、押韵,读起来拗口。以前的骚体赋,比如宋玉的《对楚王问》,还带着楚辞的影子;枚乘的《七发》虽然开始往散体靠,但还没完全放开,而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,直接把赋从“诗化的文体”拉到了“散文式的表达”,近代学者都觉得,这是汉赋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突破,是赋向散文过渡的桥梁。这篇《答客难》不光形式新,内容上也很有见地。南朝梁时期的文学家刘勰评价它“托古慰志,疏而有辨”,意思是文章里既有铺叙,又有分析,东方朔还引经据典,用古代的事说现在的理,对比来对比去,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。这篇赋的核心思想是“时异事异”,东方朔在里面说:以前苏秦、张仪能当上卿相,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允许;可现在大汉天下太平,诸侯都听话,君主贤明,这时候贤能的臣子和不贤能的臣子,看着好像也没多大区别——要是苏秦、张仪生在现在,未必能发挥出当年的本事,这就是“时也,事也”,环境不一样,人的机遇和作为也不一样。在两千多年前,能提出“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”,这思想可太了不起了,这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,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。而且东方朔还在赋里说,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,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”,君主得“明而有所不见,聪而有所不闻”,别老盯着人家的小毛病;至于那些“小人之匈匈”,根本不用搭理。他还说,要想让人才发挥作用,得满足两个条件:一是这人真得有本事,二是君主得会识才、会用才,君主能做到“曲从如环”,顺着人才的特点来,人才才能“说到如流”,把本事都发挥出来。要是君主“以管窥天,以蠡测海,以莛撞钟”,用狭隘的眼光看人才,那肯定没法让大才发挥大作用,更别说因材施教了。
这篇《答客难》的影响有多深远?明代学者张溥在《东方太中集·题辞》里说,东方朔“始谈客难”,后来的学者都跟着学,写了好多“假主客遣抑郁”的文章,像扬雄的《解嘲》、班固的《答宾戏》,都是照着《答客难》的路子写出来的。连萧统编《昭明文选》的时候,都专门开辟了“设论”这个门类,还把《答客难》当成了这一类的“祖篇”,可见这篇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班固也说,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和《非有先生论》是他写得最好的两篇作品,现在不少古代辞赋集子里,都把《答客难》当成名篇收录,连大学语文教材里都选了这篇文章,让学生学习赏析,这足以说明,它已经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的宝贝。除了文学和语言艺术,东方朔在易学上的本事也不小,甚至还影响了古代的天文历法。咱们都知道《易经》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,内容博大精深,包括象、数、理、占四个部分,从伏羲创先天八卦,到周文王演后天八卦,历朝历代都有研究《易经》的高人。到了汉代,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还把《易经》列为儒家五经之首,成了儒生必须学的经典,而东方朔就是当时易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。贺华章在《图解周易大全》里就说:“《易经》起源于伏羲、神农和黄帝,成熟于周文王、姜尚、周公、老子和孔子,发扬光大张良、董仲舒、东方朔……”能跟张良、董仲舒这些大牛并列,东方朔在易学上的水平可见一斑。更厉害的是,东方朔还在《易经》的基础上,自己创了本《灵棋经》。这本《灵棋经》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学、容易懂、还好用,不用像《易经》那样反复掷卦、变卦,只要用12颗灵棋,分成四上、四中、四下,随手一撒,照着形成的卦图找对应的卦象就行,就算是没多少文化的人,也能很快学会。正因为这么好用,《灵棋经》一出来就特别受欢迎,成了易经爱好者的必读书。西晋的时候,山东琅邪的才子颜幼明专门给这本书做注解;南朝宋时期,大才子何承天接着解读;到了唐代,御史中丞李远还为它写了序;元朝的时候,庐山道人陈师凯又做了一次解读;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基,都把这本书当成宝贝,还模仿《周易·象传》,给《灵棋经》做了第四次演绎。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,那些馆阁大臣更是对它赞不绝口,说它“词简义精,诚异乎世之生克制化以为术者矣”,意思是世间万物的相生相克、变化发展,在《灵棋经》里已经讲得透透的了,把它的地位抬得特别高。
那《灵棋经》到底准不准呢?唐代的李远在序里就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他当年要去福建当官,听说建溪那地方全是乱石,水流特别急,船夫都很难把船撑稳,心里一直犯嘀咕,特别害怕。后来他在江苏沛县遇到了本家兄长李安,李安说自己有本占卜的书,能帮他解决困惑,就拿出来给他占了一卦,卦辞是“上下俱安,心不生奸;坦然无忧,勿信流言”。结果李远一路上顺顺利利,后来又用这本书占了好几次,次次都准,而这本书就是《灵棋经》,李远特别高兴,就专门为它写了序。不光李远,东方朔自己也经常用《灵棋经》的本事露一手,比如他跟郭舍人斗智的时候,不管是隔着眼看东西猜是什么,还是占卜、射覆,没有一次不准的,这都是因为他精通《灵棋经》的理论。《灵棋经》的影响还不止于占卜,它对古代的天文历法也起了大作用。据史书记载,在西汉之前,咱们国家用的是《颛顼历》,这种历法一年只有11个月,每个月36天,跟实际的季节变化对不上。后来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建议,改成了以正月为岁首的《太初历》,这才跟咱们现在用的历法更接近了,同时还把汉代宫廷的服饰颜色,从原来的黑色改成了黄色。别小看这一改,这不仅让历法更科学,还影响了后世的礼仪制度,说东方朔改变了古代的时间计算方式,一点都不夸张。更让人佩服的是,东方朔还特别关心老百姓,尤其是那些处境艰难的人,比如古代的盲人。在旧社会,盲人的地位特别低,几乎处在社会最底层,除了沿街乞讨,就只能帮人推碾子、推磨混口饭吃,还被人笑话叫“瞎驴”。东方朔被贬官之后,没事干就喜欢在街上逛,有一次看到一对盲人夫妇一边推磨,一边聊天,就站在旁边听。聊着聊着,两人就说到了东方朔,女的问:“听说东方朔爱民如子,总为穷人说话,怎么还被皇上贬官了呢?”男的叹了口气说:“贬了就贬了吧,他就算再爱民如子,也不能把咱们这些‘瞎驴’变成先生啊!”就是这句话,提醒了东方朔。他想,盲人这么难,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,从生到死都得为吃饭穿衣发愁,自己得帮他们找条活路。于是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,反复琢磨,把复杂的算卦方法,改成了适合盲人用的口传心授的术语——不用看卦象,只要用嘴说、用耳朵听、用手记就行。以前用《周易》算卦特别复杂,可东方朔改完之后,盲人只要问清楚求卦人的生辰八字,光用手关节就能排出卦来,简单又好记。就这么一改,无数盲人有了谋生的本事,不用再去乞讨、推磨了,能靠算卦养活自己,这就是历史上“瞎驴变先生”的故事。那些受了东方朔恩惠的盲人,都特别尊敬他,把他当成宗师。在东方朔去世后,他们还把每年的三月三日定为祭拜他的日子,每到这一天,全国各地的盲人都会自发地赶到东方朔的老家——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,举行尊师祭祖的活动。到了明代初年,因为刘基特别崇拜《灵棋经》,让八卦占卜术的名气更大了,盲人们的祭祖活动也更热闹了,他们还把算卦赚来的钱攒起来,用来修缮东方朔的庙和墓。为了表达对祖师的尊敬,他们还铸了一个高2米、长3.5米的大香炉,因为庙里放不下,就摆在庙门口,成了古神头镇的一个有名景点,人们还给它起了个说法,叫“香炉大其庙”,意思是虽然盲人的身份卑微,但他们对祖师的敬意特别深;庙虽然不大,但香火却特别旺盛。不过别看东方朔本事大、名声响,他在仕途上其实挺“佛系”的,甚至还提出了一种特别的“隐逸”想法。《史记》里记载,有人跟东方朔说:“大家都觉得先生你有点狂啊。”东方朔却回答:“像我这样的人,就是所谓的‘避世于朝廷间’的人。古代的人,是躲到深山里避世;而我,在宫殿里就能避世,还能保全自己,何必非要去深山里、草房子里呢?”有一次在宴席上,他喝到兴头上,还坐在地上唱:“陆沉于俗,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,何必深山之中,蒿庐之下。”意思是整个世界都沉沦在世俗里,我却在金马门里避世,在宫廷里就能躲开世俗、保全自己,没必要去深山老林里受苦。这种“大隐隐于朝”的想法,在当时可太新鲜了。后来到了魏晋时期,王康琚在《反招隐诗》里写了“小隐隐陵薮,大隐隐朝市”;唐代白居易又提出了“中隐”的概念,才有了咱们现在常说的“小隐隐于野,中隐隐于市,大隐隐于朝”。可谁能想到,这想法的源头,竟然是东方朔。其实东方朔刚当官的时候,也不是这么“佛系”。他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问题,还提出自己的建议,很快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。汉武帝特别看重他,经常让他陪在身边,赏他酒、赏他饭,还给他升官,就算东方朔犯了死罪,汉武帝也会原谅他。可就算这样,东方朔也没觉得满足,因为他的理想不是当个只会逗乐皇帝的近臣,可要是辞官走吧,又不甘心;留在朝堂上,又没机会施展更大的抱负,在这种困境里,他才慢慢走上了“朝隐”的路。
有人可能会问,东方朔这么有才华,要是一心想当官,肯定能当上个大官,为啥偏偏要“隐”呢?从他的言行里就能看出来,他其实早就看透了官场的门道。他总结过一句话:“为士者,用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。”意思是读书人,被重用的时候,就像老虎一样,谁都捧着;不被重用的时候,就像老鼠一样,人人都想打,可读书人还是那个读书人,根本没变。东方朔不想陷入这种“要么当虎、要么当鼠”的危险游戏里,他觉得要想不变成“鼠”,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争着当“虎”,及时跳出来,用一种更从容的心态对待人生。所以他这辈子,看似在朝堂上混得风生水起,天天跟皇帝开玩笑、逗乐子,其实是用一种“滑稽”的外衣,保护自己,也保护自己的理想。他既能用《答客难》这样的文章,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;又能用《灵棋经》,影响天文历法和占卜文化;还能为盲人谋求生路,留下一段善举;更开创了“朝隐”的人生态度,让后世文人有了一种新的处世选择。两千多年过去了,东方朔的故事还在被人传颂:相声演员在台上会提起他,文学爱好者会读他的《答客难》,算卦的人会记得他的《灵棋经》,甚至在山东德州的神头镇,还有人记得每年三月三日,盲人们祭拜他的场景。他不像屈原那样悲怆,不像李白那样狂放,也不像杜甫那样沉郁,他用幽默当武器,用智慧当铠甲,在复杂的朝堂和世俗里,活成了一个既清醒又通透、既伟大又可爱的智者。这样的东方朔,就算再过两千年,也依然会是人们口中那个让人会心一笑的“滑稽之雄”。
